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，我认为，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、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——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。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，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。这种力量不仅使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——这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，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，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。小说家可以没有原因地对政治产生年轻气盛般的兴趣，如果是这样，他的动机就是无关紧要的。今天，我们并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群魔》这部伟大的政治小说，按照作者的最初愿望——对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论辩——来加以阅读，相反，我们把它看作是对当时俄国现实的反映，认为它揭示了紧锁在斯拉夫人灵魂深处的伟大秘密。这样的秘密只有小说才能探索。
很明显，我们不能指望只通过阅读报纸、杂志，或者观看电视来掌握如此深刻的事情。要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，分享那些令我们不安的独特生命——我们为他们的深度而恐怖，被他们的简单所震动，我们只能通过对伟大的小说进行细致耐心的阅读，才能获取这样的真理。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群魔》开始对读者低语，向他们讲述根植于历史之中的秘密——因骄傲和失败而生、带有羞耻和愤怒的秘密，这时，那些秘密也会同样照亮读者自身历史中的阴影。那个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者，他对西方有多么热爱，就有多么轻视，他不能将自己看成西方人，却又对西方的文明感到眩目，他感到自己被夹在这两个世界之间。
在此，我们面临着有关东方-西方的问题。记者们都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。当我看到它在部分西方媒体中的含义时，我认为还是不谈这一问题为妙，因为许多时候，西方媒体都有一个假设，即东方贫穷国家应该顺从西方和美国所建议的一切。当然，东方-西方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，但它不只是由西方发明并强加给人们的一个恶意公式。东方-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、贫穷与和平的问题。
19世纪，奥斯曼帝国开始感到自己正被日益活跃的西方所笼罩，不断被欧洲军队所击败，看到自己的势力逐渐衰退，这时，出现了一群自称“青年土耳其党”的人。这些人同后来追随他们的精英一道，面对西方的优势感到眩目，因此就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。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·阿塔土尔克的西化改革，遵循了同样的逻辑。这一逻辑的基础，就是认为土耳其的虚弱和贫穷源于它的传统，源于它古老的文化，以及它社会化组织宗教的方式。
我来自中产阶级、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家庭，必须承认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，自己有时也会屈从这样的信念，但这种信念是狭隘的、甚至是头脑简单的。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和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，因为他们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更加富有、幸福及强大的国家，他们往往是本土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。我们当然能够在“青年土耳其党”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西化主义者身上看到这样的倾向。然而，作为向西方看齐运动的一部分，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持深刻批判的态度，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，甚至毫无价值。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：耻辱。
我看到耻辱反映在对我的小说的接受中，以及对我与西方之间关系的认知上。在土耳其，当我们讨论东方-西方问题，当我们谈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，当我们谈论我们国家与欧洲之间含糊其辞的关系，耻辱总会悄悄潜入。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时，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“自豪”联系起来。我们知道，每当人们太过自豪，总会有耻辱的幽灵在游荡。因为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，我们就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会显现。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，这些耻辱、自豪、愤怒以及挫败感。我来自一个正在试图敲门加入欧洲的国家，我太清楚那些虚弱的情感常常会轻易地燃烧成为无法抑制的火焰。我今天努力要做的，就是把那些耻辱看做低语的秘密，就像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倾听到的那样。正是在分享秘密的耻辱之中，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解放。这就是小说艺术所教导我们的。
小说家游戏掌控社会的规则，挖掘表面以下隐藏的布局，像好奇的孩子那样探索秘密的世界，被无法理解的情感所推动，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家庭、朋友、同僚及同胞带来不安。但这是一种幸福的不安。因为正是通过阅读小说、故事和神话，我们开始理解那些掌管我们生活世界的理念；正是小说使我们得以接近被我们的家庭、学校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；正是小说的艺术使得我们能够自问“我们究竟是谁”。